1999年金秋时节，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为钱学森先生颁奖，以表彰这位“中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

　　钱学森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他对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作出过杰出的贡献。但是，钱老一贯反对别人说他是什么“导弹之父”或“航天之父”之类的话。他说：“说这种话的人都不了解我们的导弹是怎么搞成功的，卫星是怎样上天的。那不是一两个人的功劳，而是一项成千上万人的事业。”至于说到个人，钱老说：“我只是恰逢其时，做了我该做的工作。”那么，钱学森在我国导弹航天事业中做过些什么呢？笔者不可能在这篇短文中全面评价他的功绩，仅以钱学森在导弹航天事业中的几件事奉献给广大读者。

　　导弹的决策

　　一般人都知道，钱学森回国不久，在东北参观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院长陈赓大将征询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时回答的一句话，即“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似乎这句话一锤定音，由此中国领导人下定决心搞导弹。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

　　首先是早在1955—1956年，苏联、美国的人造卫星并没有上天，洲际导弹技术在国外也没有突破。所以当时对于导弹究竟能不能成为一项重要的国防技术，大多数人并没有明确的认识，许多人甚至都不知道导弹是怎么回事。大家都比较明确认识的倒是飞机。所以当时一个主要的争论是，我国的国防究竟是应该首先发展飞机，还是发展导弹？此一争论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时摆到了桌面上，而且当时多数人倾向于先搞飞机。

　　钱学森认为，飞机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而导弹确实是一种新的有巨大威胁力的武器，其作用在二次大战末期已现端倪，希特勒德国就使用了Ｖ－１、Ｖ－２导弹。与飞机相比，导弹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快，在战争中无论是从攻击或防御的角度看，都是一个重要的战术技术性能。另一方面他又从技术上指出，攻克火箭导弹技术并不见得比飞机更难，因为导弹是无人驾驶的一次性武器，而飞机则有人驾驶，且要求多次使用，这在发动机、结构、材料和飞行安全等问题上都有许多特殊的要求。他给大家介绍说，发展导弹在技术上也会遇到许多难关，比如制导问题。这也是当时大家不知道导弹为什么会自动飞向目标的一个神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钱学森给大家讲解了许多制导的原理，其中包括洲际导弹的制导原理。他对制导技术进行了剖析，并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个问题在短期内易于突破。钱学森还专门指出，他这么说并不是否定飞机的重要性。事实上，这两种武器在战争中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所以导弹作为一种现代的武器，应及早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列入重点项目予以突破。钱学森的这一具有真知灼见的分析，自然为很多人所接受，并统一了大家对导弹问题的认识。在军队方面，钱学森亲自给我军高级将领作报告，讲解火箭导弹知识，分析导弹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他的讲课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许多科学知识不多的老将军都听得津津有味，并对这一尖端武器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导弹的发展

　　起初苏联愿意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搞仿制。但是不久苏联中止了援助，我们只好由仿制转入自行研制。通过仿制练兵到搞出自己的导弹，在我们初步掌握了导弹技术以后，下一步怎么发展？这个问题就摆在了中国科学家面前。

　　这时钱学森又重点抓了我国地对地导弹发展规划问题。从1964年到1965年，七机部发动了科研、设计、生产、使用部门的工人、科技人员和领导干部3000多人，参加规划方案的大讨论。钱学森按照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办法，充分发扬技术民主，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当时世界上也就有美苏两家先例，美国人走的是大推力发动机的路子，而苏联走的是捆绑的路子。我国地弹的发展道路是什么？对此，也有许多意见和争论。钱学森在讨论中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出发，独立思考，走自己的路。经过将近一年的讨论，在充分发扬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大家的智慧，在1965年制订了“1965—1972年我国火箭技术发展途径的意见”，即所谓“8年4弹”规划，这一计划后因“文化大革命”的干扰遭破坏，未能按时实现，但却规划了我国火箭导弹事业从中近程———中程———远程———洲际这样一种科学的发展蓝图。这四种基本型号导弹的研制，一步一个台阶，为我国导弹航天事业及其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火箭导弹技术的攻关

　　火箭导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许多学科领域，有成千上万的人参与。而钱学森正好是一位知识渊博的科学家，他早年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就奠定了深厚的数理基础，又在四十年代初亲自参与过美国早期的导弹研制工程，由这样一位既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的实践经验的人在技术上领导新中国的火箭导弹事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钱老曾说：“我干这个事情与核武器领域不一样，他们真可以说是白手起家，而我在美国还搞过一点导弹，知道问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钱老在美国积累的导弹理论知识和工程经验，对于我国攻克导弹技术难关，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于一开始大家都没有经验，甚至是边学边干，所以必然对钱院长寄予厚望，哪里遇到技术难关，都希望钱院长给予指点。

　　在东风-3号发动机地面试车过程中，不断发生故障。今天试车，这个地方出问题，科技人员经过努力解决了；下次试车，另一个地方又出问题；再下次试车，又有新的问题发生……出现的问题一个一个被解决，新的问题又不断发生。在这种情况下，钱学森来到试车台，他在细心观察故障情况并听取汇报以后，思之良久，最后提出，我们不能总是让故障牵着走，大家是不是回过头来想想有什么根本问题在影响着发动机的燃烧稳定性？是不是应该考虑高频振荡问题？他的话启示了在场的科技人员。在考虑了高频振荡所产生的影响以后，改进了发动机的设计，从此，东风-3号发动机的试车顺利过关。

　　1966年6 月下旬，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长征-1号”为解决滑行段喷管控制问题而进行的滑行段晃动半实物仿真试验中，出现了晃动幅值达几十米的异常现象。钱学森亲临现场，在讨论中认定：此现象在近于失重状态下产生，原晃动模型已不成立，那时流体已呈粉末状态，晃动力很小，不影响飞行。他的这一大胆地分析，使得大家悬着的心落了地。后来多次飞行试验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导弹航天属高科技，技术问题常常是非常复杂的，而在初创阶段我们又缺乏经验，对于一些技术难题在意见纷争的情况下，往往难于决策。由于当时钱学森是技术负责人，所以一些棘手问题常常提到他的面前，这就需要决策者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也要有一定的胆识。钱老回忆说，六十年代，在基地的一次导弹试验中，因在加泄推进剂时操作有误，出现了一个大问题，即弹体瘪进去一块。在场的人看了都十分紧张，认为这是一个大故障，导弹不能发射。钱学森听完汇报，亲自爬到发射架上，察看故障情况后，认为箱体的变形并未达到结构损伤的程度。于是他结合自己过去在美国所做壳体研究工作的情况，认为这是由于试加推进剂后，泄出时忘了开通气阀造成箱内真空，外面空气压力大压瘪的。点火发射后，箱内要充气，弹体内压力会升高，壳体就会恢复原来的形状，所以他主张发射照常进行。钱学森的这一科学分析虽然很有道理，但他的决策仍有很大风险，许多人表示担心。

　　负责发射指挥的基地司令员甚至拒绝在给中央的报告上签字。最后这份由钱学森一人署名的报告送到北京以后，聂荣臻元帅批准了钱学森的意见，结果如他所料，这 次发射取得了成功。

　　人生的楷模

　　这是老一代航天人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而钱学森则是他们中间的一位杰出代表。钱学森最为敬佩的是周恩来总理、聂荣臻元帅的民主作风，他认为，民主集中制的科学管理是“两弹一星”事业取得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他在五院和七机部担任技术领导人期间，就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办法，每个星期日的下午，将几位总工程师请到家去，研究讨论重大技术问题。钱老说：“在这种场合，我就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办法，先请每位老总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然后就展开讨论。对于意见一致的问题，那好说，就这么办。不一致的，则先由我集中，提出解决办法，并按我说的办；如在实践中遇到办不通的地方，下次开会提出来，重新研究。当然，我拍板的问题由我负责，成功了，功劳是大家的；出了问题，则由我承担责任。这样做大家都心情舒畅，能畅所欲言，所以我们当年是集大家的智慧，集体攻关的。”

　　钱学森不仅能听取老专家的意见，对于年轻人的大胆创议，只要是科学的，他也积极支持。钱学森说，有一次在基地做导弹的全程试验，开始时发现，这次试验可能达不到预定的射程。这时一分院一位叫王永志的年轻人，向钱学森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泄掉一部分推进剂，这和一般的思路正好相反。但王永志坚持说，他经过计算，认为泄掉一部分推进剂，可以减轻导弹的起飞重量，反而能增加射程，达到设计要求。钱学森听后认为这位年轻人说得有道理，于是他在现场大胆决定：按王永志的意见办。结果这次试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钱学森在工作上严谨细致，平易近人，生活上也处处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大科学家”自居。在3 年生活困难时期，钱学森和大家一样，常常在食堂排队，吃着他自己的那一份定量。

　　这就是一位科学家的人生态度。1949年10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甘心情愿地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克服重重困难，回到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患难，一心想的只是为了报效祖国。1991年，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