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港澳的几天，我的心跳始终平静不下来，到后来似乎有点承受不住了，很难入眠。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真切地感到了中国人民、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感到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本刊记者/唐建光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之后，胡世祥便来到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在这片戈壁滩上一呆25年，后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主任，再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常务副总指挥，他的履历，大致与新中国探索太空的历史相重叠。

　　中国几乎所有的火箭发射他都曾经历，到今年年底，次数将会突破100。包括1970年4月24日21时35分，作为发射操纵员，他按下电钮，用长征1号火箭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天际。

　　33年后，他再度来到这里，指挥“神舟五号”遨游太空。而现在，华发初露的他，已然成为身经百战、指挥若定的将军。

　　但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被外界誉为有“大将风度”的胡世祥却难以平静下来。他刚刚作为“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代表团”团长与杨利伟一起访问了港澳，这位“经历了上百次发射倒计时”的将军坦承，在万人空巷的热浪中，自己流下了几十年航天生涯中少有的眼泪。

　　上百次“倒计时”

　　新闻周刊：从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指挥发射第一艘载人飞船，你几乎经历了中国航天史的全过程。在30余年的历程中，什么时刻给你印象最为深刻？

　　胡世祥：“东方红一号”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由于当时美国、苏联、法国等都成功发射了卫星，不用说冷战时期所谓的太空竞争，就说民族自尊心，我们也希望把自己的卫星早点放上去。

　　我当时是发射操纵员，实际上当时我在政治上并不“合格”。1968年我读大学期间，在那个特殊时期，我的养父被莫须有地说成与“******”有关系，岳父也被打成“日本特务”。我入党也因此搁浅了。

　　因为技术过硬，领导还是把我调到这个“立功”的岗位，而且发射完后，马上就入了党，立了二等功。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这要感谢领导对我的绝对信任。

　　新闻周刊：据说有一次火箭在发射前突然出现故障，你冒着生命危险才将故障排除。在发射的时刻，你要么是操纵员要么是指挥员，在很多重大关头是如何抉择的呢？

　　胡世祥：当时正值“文革”，生产秩序比较乱，产品质量难以保障，火箭经常出毛病。有时发射点火前一分钟还出现问题。

　　那一次是火箭伺服机构启动不起来，我顺着电缆沟跑到火箭下的地下电源间，排除了故障，然后跑回控制室，再打(发射)。

　　另一次印象很深的就是1990年我们发射第一颗外国卫星，当时我担任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的副主任，主抓发射工作。

　　发射时出现了一个异常，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决策的。在进行燃料加注时，氢排管脱落，正常情况下会出现像云彩一样的景观。但这一次，却喷出了白烟。这有可能是“氢排”的活门没有关死。如果不关死，贮箱没有压力，点火时发动机就得不到燃料。这时是点火前一分钟，操纵员和发射站指挥员问我怎么办。我通过观察，感到气体喷出的力量在减小，估计阀门在慢慢关死，认为可以点火，就下了决心，往下“走”。当时有些同志关心地说：坏了！如果三级火箭无法点火，看你怎么办。

　　那时气氛很紧张，但第三级火箭终于点火成功。我也因此立了二等功(领导立功较为罕见)。

　　作为现场指挥员，要么打要么不打，只有几秒钟时间来决定。如果不打，液氢液氧要重新泄出，火箭还不知道能不能用；还有那么多外国人在现场观看，那国际影响就大了。如果发射失败，火箭和价值一两亿美元的卫星就可能报废，影响和损失更大。事后好多记者问我当时怎么想，实际上哪有那么多时间想？

　　既然身为指挥员，就要勇于承担责任。在那样的时刻，不能考虑个人得失，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经验和对系统的熟悉与技术水平来果断决策。

　　新闻周刊：但既然是决策，就难免有可能面对失败。

　　胡世祥：我经历了中国航天几乎整个发展历程，但不敢说自己是常胜将军，因为也经历了很多失败。航天是一个高风险的事业，毕竟是试验，就有可能失败，我对此也有思想准备。在西昌搞发射时，面对媒体，我经常一个口袋里装着成功的稿子，一个口袋里装着失败的稿子。

　　大家在电视直播中看到过火箭坐在发射台上不起来；也有卫星发射起飞17秒后掉下来，直接把我们宿舍的厕所打掉，残骸就在窗前燃烧；也遇到过卫星在厂房里爆炸，或者火箭“撑杆跳”，把一个小村庄平掉(幸好没死人，他们事先把村民们组织起来看电影去了)。

　　刚入伍的时候，老同志就告诉我，我们搞的就是玩命的事，火箭一进入发射场，我们的心就提起来，直到火箭(当时指导弹)着地，心才撂下来。每天就这样煎熬，在胜利和失败之间大幅度地折腾。

　　“顶峰的下面就是深渊”

　　10月26日，从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中巴资源卫星的现场回京不久，胡世祥又登上了飞往酒泉、西昌检查新的火箭发射工作的专机。大多数乘员都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功臣，胡世祥进入机舱后，特地对他们挥手问候致谢。此时正好是杨利伟成功返回的第十天，所有人兴致都不错。

　　但所到之处，却没有看到更多的欢庆场面。相反，无论在酒泉还是在西昌，胡世祥均对某些环节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批评，据说语气颇为严厉。胡世祥告诫所有同事，要用最快速度从成功的喜悦中冷静下来，“顶峰的下面就是深渊”。

　　新闻周刊：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中，你也常做这样的决策吗？

　　胡世祥：试验允许失败，但载人就绝不允许失败了。我们的火箭和飞船总共要用13万个元器件，失效率为十万分之三，这就注定可能会有几个元器件要坏。对此，我们一是采取冗余设计，使重要元器件有备份，但最为关键的就是抓质量，这是载人航天的核心，必须将隐患排除在地面。

　　每次遇到各种问题，参加讨论的都是院士、专家，每个人的意见都很权威，但有时却完全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必须在各种意见中做出决策。

　　在发射“神舟三号”之前，我们发现有一个插头的一个插针接触不好，这种插头有20多个，每个插头有很多插针，总共就有一千四、五百个插针和插孔。元器件专家解剖了几个插头，说这很危险，不会只是一个插头的问题。也有专家说，1000多个点只有一个有问题，而且又有冗余，不影响发射，为了这一个点把所有插头都换了，很费事的。

　　我听了一周的讨论，希望大家能走到一起来，结果走不到一起来。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我说，不行，我们马上到生产插头的工厂去看一看，查查到底是不是批次性问题。

　　下了飞机我们马上买票奔河南，到那个厂时已半夜11点。第二天早上我们一个一个车间地看。我在看工人安装时就发现，这是一个设计的问题，一个插头有很多针，在插进插孔时不可能全部对得很直，很容易把插孔劈开。这不是一个插头的问题，很多插头都可能有问题。很快大家就统一了意见，并立即向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做了汇报。

　　这个插头要重新设计、生产，至少要三个多月。但质量是载人航天的核心，为了保障质量我们不惜一切代价。这一点也得到了江泽民主席的支持，他及时指示：既然有问题，就要彻底解决，不要抢时间。

　　杨利伟的背后是整个中华民族

　　成功遨游太空，使37岁的杨利伟得到了“航天英雄”的至高荣誉。但胡世祥说，他的背后，站着千千万万个无名英雄；他的身上，凝聚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新闻周刊：现在杨利伟已经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偶像，有人说，在当前的中国，的确需要这样的英雄来振奋民族精神，提升民族凝聚力，这也是我们搞载人航天的目的之一吗？

　　胡世祥：杨利伟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但他是千千万万个无名英雄用智慧和汗水铸造出来的。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有很多试验不能到天上去做，只能在地上做到万无一失，有时就要用真人来做试验。在做返回舱落地的冲击试验时，试验者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战士，试验要求把他绑在航天座椅上进行骤升骤降。最初传感器显示心跳每分钟60多下，试验开始，他一下子被提高到4米多高，心跳很快达到140。然后忽地下来，我赶快跑过去看怎么样，他睁开眼睛笑了。我说，马上给他立功！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人说，这也要立功啊，比这风险大的试验还有啊。我说当然要立功啊，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发生什么意外，他从十八九岁开始就要过轮椅生活了！

　　还有一次，要测试返回舱的噪声防护，里面噪声达到150分贝。大炮射击的声音也就120分贝啊。我们的老科学家要亲自做试验，钻进里面戴上耳机。而这弄不好要震破耳膜，造成耳聋。

　　正是这些无名英雄奠定了杨利伟能够安全出舱的基础。但真正的“演员”是杨利伟，他们只是“替身”。

　　新闻周刊：在“神舟五号”发射成功之后，仍然有一些国外和港台舆论提出，以中国当前的国力，是否能够承担载人航天的巨大耗费，我们会不会像当年的苏联那样被太空竞赛拖垮？

　　胡世祥：我们决定做这件事时，中国的确还不发达，还有3000万同胞在贫困线以下。很多人都问，花这个钱搞载人航天值不值？

　　首先要澄清一个事实：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用了180多个亿(其中有80个亿形成了固定资产)，每年只用了十几个亿，相当于美国(太空计划)每年经费的十几分之一。在这11年中算下来，相当于13亿中国人每人每年出一块多钱，不会给国家带来很大负担。

　　该不该搞，另一个标准是：是不是能得到13亿人的认同。“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后，全国各大城市都有群众上街庆祝。这一次我们到香港，所到之处，香港人见着我们的车队不管看不看得到杨利伟，都在欢呼雀跃。这纯粹都是发自内心的欣喜和自豪。如果说孩子还是“追星”，但很多老人也是热泪盈眶，我们握着的是颤抖的手，这使我们心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在港澳的几天，我的心跳始终平静不下来，到后来似乎有点承受不住了，很难入眠。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感受过的。我真切地感到了中国人民、炎黄子孙的爱国热情，感到了中华民族到底需要什么，那就是要尽快把经济搞上去，提高综合国力，成为真正的繁荣富强的国家。

　　载人航天工程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它提升一个民族的信念，没有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凝聚力就办不成大事。有了13亿人民和全体炎黄子孙的认同，我们认为这件事是值得的。

　　新闻周刊：当年美国搞阿波罗登月计划时，也有人怀疑它在经济上是否合算，而现在人们开始看到，正是阿波罗计划，推动了美国80年代的经济繁荣。对于中国载人航天的效益，是否也应该看得更远呢？

　　胡世祥：11年前，中央领导集体下决心要搞这件事情，就是看准了它的重大的科技、政治、经济意义，以及对民族凝聚力的提升。并且预见到，以我们的综合国力、工业基础和科技实力，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的。现在看来，中国人的飞天梦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凝聚力也因此得到提升。现在的成就，体现了十多年前中央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也体现了历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领导才能。同时，我们通过这一工程，提高了整个国家的科技水平、工业基础，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它的深远影响也许还要十多年后才会更深刻地展现出来。

　　中国太空探索的下一步

　　神舟五号是中国人的太空探索之路的一大步，中国正在制定下一步的发展路径，且指导思想仍然是，既要有远见，又要警惕头脑发热。

　　新闻周刊：大家非常关心下一艘载人飞船即“神舟六号”与“神五”相比有何变化，更关心中国人成功上天之后，我们的航天计划会向何处走？

　　胡世祥：“神六”要比“神五”上更多的人，飞行时间更长，要有更好的应用，搞有人参与的空间实验。

　　另外，我们还在讨论“神六”发射之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第二阶段，即空间实验室工程要怎么走。我们已经论证了三年，最近要进行最后一次大规模讨论，明年初要拿出一个意见来。

　　新的计划也要有预见性，要预见未来十年我们的综合国力、科技实力能达到什么水平，如必须考虑如何完成交会对接和实现较长时间的停留等。未来的空间站还不能说长期有人照料，至少应短期有人照料，比如在天上生活个把月。

　　当然，我们的发展目标还是要适合我们的实力，在成功面前，更不能头脑发热，还是要冷静、理性地选择有远见的、持之以恒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新闻周刊：现在我们上天的宇航员都是职业军人，以后我们有没有可能让其他人，比如科学家，甚而普通中国人有机会遨游太空呢？

　　胡世祥：我们已经有这方面考虑，一种做法是让航天员在地面参与前沿科学领域的各种科学实验，将来他上天后可以进行操作；另一种是在合适的项目中挑选科学家进行培训，但这条路比较难。所以目前比较现实的还是由航天员在天上代替科学家来做实验，拿出成果回来，交给科学家分析。